百度 毛岳群摸索着在厨房里量米，用电饭煲焖饭，知道要吃早餐的刘薇则阿姨阿姨地叫着。

　　今年以来，市场各方对于利用外资的看法不一。大家关注的议题主要有两个：一是当前还需不需要费大力气去吸引外资，二是需要的话应该吸引什么样的外资。

　　客观上看，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，与吸引利用外资密不可分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实施了以政策型开放为重点的对外开放策略，以富有竞争力的比较优势，吸引了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兴业，并逐步带动了国内各类经营主体的成长壮大。

　　目前，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占据全球市场份额近三成，制造业优势也从过去的劳动力、原材料等转到了产业链、供应链及创新链上。在此背景下，一些外资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考虑，将有关业务迁移到了更有成本优势的东南亚地区。这本是市场经济规律使然，却被误读为“外资撤离潮”，继而形成了“中国不再需要外资”的假象。

　　利用外资有关数据的下滑，似乎强化了上述假象。今年前7个月，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394.7亿元，同比下降29.6%。实际上，利用外资规模之所以同比下降，主要是受去年同期高基数的影响，而从引资金额看，这一数字仍处于近10年来的高位。

　　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，对利用外资的要求也发生变化，诸如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、新材料、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发展，需要更加深刻地进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，融入世界经济血脉里，这意味着中国要始终坚持对外开放，只有通过对外开放才能激发持久创新活力。这正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“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”“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”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　　从全球经验看，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外资发挥更加积极的正向作用。在宏观经济不稳定、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情况下，外资对于经济的结构性改善作用将会更加凸显。正因如此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外资，更好地吸引利用高质量外资，不仅是扩大制度型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，也是提升开放水平的内在要求。

　　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，是扩大制度型开放的关键环节。一个透明、稳定、可预期的制度环境，是外资来华投资最看重的内容之一。目前，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已“清零”，服务业开放正有序推进。前不久，中办、国办印发《关于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的意见》，提出加强内外资准入政策协同联动，在不减损现有经营主体准入机会的前提下，对外资放开准入限制的，对内资同步放开；在不违反国际协定和承诺的前提下，对内资设定准入门槛的，对外资同步适用。这些举措彰显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和信心。

　　充分利用自贸区、自贸港等开放先行区探索形成的宝贵经验，是扩大制度型开放的内在要求。加快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先行经验落地推广，区域性成果的系统化普适化转化与运用，将为扩大制度型开放提供有力支撑。同时，积极推动与共建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，探索跨境电商、数字贸易、离岸贸易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机遇，促进应用场景与制度创新的深度融合，让在华外资与中国经济发展实现共赢。

　　从全球数据来看，东盟、印度、东非等地区吸引外资的速度在加快，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、中国经济的增长机会与巨大潜力，是任何有远见的国际投资者都无法舍弃的。近期一些跨国企业重新把部分产能转回到中国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对全球投资者来说，投资中国就是对高质量发展红利的共享、对未来趋势性红利的把握。（本文来源：经济日报 作者：顾阳）